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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堂口有句老话叫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然而徐振东的心里清楚，自个儿不是有理说不清，而是根本就没理！

自己是出于一片赤诚，所以现在很委屈？

别傻了，天底下委屈的人多了！

要怪，就只能自个儿，谁让自个儿像个傻子一样被胡言他们给忽悠了呢？

自觉理不直、气不壮，徐振东实在是想不出来什么词儿去反驳崔保国的嘲讽。

如果可以，徐振东更希望自个儿肚子里的那些诗词歌赋能够换成力气，也好早点儿把这一分荒地开出来。

徐振东默默的从崔保国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中接过镐头，仔细揣摩一番后便再一次举起镐头，重重的刨了下去。

“砰！”

徐振东的揣摩并没有什么鸟用，尽管他学足了崔保国用镐的样子，尽管他也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但是换回来的却依旧是“砰”的一声，依旧是仅仅只砸入土中寸许的镐尖儿。

崔保国哈的笑了一声，望着徐振东说道：“进士老爷，你说你连个地都刨不明白，怎么就有脸跑到紫禁城去给皇上添堵呢？”

徐振东依旧保持了沉默，然而刚刚带着曾诚以及崔老汉等人走过来的朱皇帝却哈的笑了一声道：“进士老爷的一身本事都在读书做文章上面，想要跟你崔老哥这种老庄稼把式比，那可不就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同样的道理，让你崔老哥去握住笔杆子，你肯定也不如这些进士老爷们。”

抬手止住了想要行礼的崔保国和徐振东，朱皇帝又接着说道：“四民之中士最贵，民最苦，最苦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未而耕。及苗既种，又要耕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或水旱虫蝗，则举家遑遑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刻剥而虐害之，甚矣而无心肝。今颁此书于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体恤吾民！”

朱皇帝望着徐振东问道：“知道这几句话出自哪里吗？”

徐振东面红耳赤的答道：“知道，出自太祖高皇帝所着《醒贪警要录》，是大明所有县学、府学及至大学、国子监所必学。”

朱皇帝嗯了一声：“短短几句话，你们在县学要背一遍，在府学要背一遍，在大学、国子监还要背一遍，这么翻来覆去的背，你们怎么就能忘了呢？”

徐振东脸红的几欲滴血，倘若地上能有个缝隙，只怕徐振东会在第一时间钻进去——刚刚被崔保国几句话怼得哑口无言，现在又被朱皇帝几句话怼得哑口无言，然而无论是崔保国的几句话还是朱皇帝的几句话，徐振东都无法反驳！

朱皇帝没有再接着说什么，只是从徐振东的手里拿过镐头，轻轻举起后又重重的刨了下去，接着先是重重的向下一压镐把，然后再轻轻向上一提，刨进土里约有尺许的镐头便被提了起来。

这下子，崔保国和徐振东都愣住了。

朱皇帝出身农民这事儿，整个大明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朱皇帝也从来没有遮掩过这一点，但是从朱皇帝御极称帝再到现在已经足有二十多年！

当了二十多年的皇帝，他居然还会用镐头刨地？

朱皇帝接连刨了几镐头，然后才笑着说道：“众所周知，老朱家尽出一些奇葩皇帝，有喜欢御驾亲征的永乐皇帝，有喜欢斗蛐蛐的宣德皇帝，有喜欢炼丹的嘉靖皇帝，也有喜欢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至于咱，咱就喜欢种地，现在宫里就有一小块地是咱亲手开出来的，每年都会种些果蔬之类的东西，从耕种到收获，基本上都是咱和皇后、妃子、皇子皇女们亲手操持。”

“也正是因为咱喜欢种地，咱知道老百姓种地到底有多辛苦，所以咱才敢在大明报纸上写劝课农桑的文章——如果皇帝连地是怎么回事儿都不知道，那他还劝个屁的农桑？老百姓不比他懂种地？”

随手将镐头递回到徐振东的手里，朱皇帝又接着说道：“朕知道，胡言他们之所以想要闹腾，一是因为咱们大明收的商税重了，二是因为咱们大明现在不兴科举，他们失去了直接做官的道路，只是朕没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居然还会有这么多的蠢蛋跟着他们闹腾！”

“老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是你自己说，你们凭什么去为官一任？是凭着你们一腔热血赤诚好忽悠？还是凭着你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是说，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官，真就那么难？”

“你们知不知道，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官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让你们真正知道民间疾苦，同时也是为了让你们积累下做官的经验，为了不让你们不至于因为没有施政经验就敢凡事都拍脑门子胡来。”

“你们是否体谅朕的难处，朕不在乎，因为朕是皇帝，但是你们不能不体谅天下百姓的难处，因为你们的父母也同样是百姓。”

随着朱皇帝的话音落下，在场的一众士子们都低下了头，因为朱皇帝的这番话看似在讲道理，实际上却不仅仅只是在讲道理，而是隐含了一丝威胁——朕不在乎你们是否体谅朕，因为朕是皇帝，朕不高兴了可以让你们丢掉功名甚至丢掉性命，你们不体谅老百姓，朕也会不高兴！

瞥了一眼低头的生员们，朱皇帝又将目光投向了那几个出身商贾之家的生员：“你们是不是觉得，朕不收民赋民税，反将商税税率定的太高，所以商贾负担太重？”

几个出身商贾之家的生员们没有回答，但是朱皇帝的心里清楚，这些生员的沉默，也同样是一种回答。

朱皇帝冷冷的瞥了一众出身商贾之家的生员们一眼，嘲讽道：“你们怀念当初太祖高皇帝定下三十税一的税率，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当初太祖高皇帝立国之时是什么情况？太祖高皇帝为何要定下三十税一的税率？又为何要定下四民之制？扬州十八户之事，你们真就一点儿都不知道？”

说起来，老朱是真冤，比如史书上记载老朱残暴嗜杀，就算是那些跟着他起家的老兄弟也能毫不犹豫的痛下杀手；比如说，都说老朱忘了自个儿出身农民，定下的军户、匠户、农户、商户制度只是为了维持朱家的江山；再比如说，都说老朱没什么学问，定下三十税一的税率纯属于拍脑门子瞎决定。

就连某部知名的历史大作《史上第一混乱》都调侃过这事儿——朱元章表示，就算让木匠去当经济学家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实际上，所有抛开历史背景谈制度的行为，都是耍流氓！

比如说老朱杀功臣这事儿，汤和、耿炳文、沐英、郭英、徐达等一众大明的开国功臣们绝对会跳出来表示没这事儿，被杀的那些都是因为他们该死——胡惟庸意图谋反，蓝玉炮轰自家城池，哪个不该死？

实际上，老朱定鼎天下后曾经册封了25位公爵、79位侯爵、12位伯爵、11位子爵和23位男爵，这150个勋爵当中被处死只有26人，其中公爵4个，侯爵20个，伯爵2个。

杀功臣？

徐达表示我特么在北平挂掉的，吃不到南京的蒸鹅啊混蛋，你们少往老子身上泼脏水！

关键是还有一个人的存在，可以左证老朱并不是那种残忍嗜杀的昏君，那就是史书上并不出名的御史大夫范从文。

御史大夫这个职位是干什么的自然不必多说，只是跟其他朝代御史大夫不同的是，大明朝的御史大夫们有属于他们的绩效考核，每人每年甚至详细到每月都有一定喷人量的绩效考核——喷的多了不一定会涨工资，但是喷的少了就肯定会扣工资。

言官嘛，风闻奏事，喷对了就对了，喷错了也无所谓。

也正是因为如此，大明的御史大夫们才会像疯狗一样逮谁咬谁，看谁不顺眼就先喷几句，有证据没证据都得弹劾弹劾，就算是面对皇帝也不会手软。

御史大夫范从文就因此而得罪了朱元章，多次毫不留情的硬怼朱元章不说，甚至指责朱元章存在“罪、过不分明”以及“权大于法”的情况，反正就是喷，为了保证自个儿能拿到工资，范大夫也算是豁出去了！

然而，朱元章不仅没杀范从文，反而赐给了范从文五幅写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条幅，表示你范喷子喷的对，咱这个皇帝喷不过你，所以赐你五幅你老祖宗的名言，咱给你五次免死的机会，以后你丫就放心的喷。

这要是搁在大唐，那肯定又是一个魏黑子一样的大喷子，搁在大宋也肯定是又一个包黑子一般的大喷子，即便是在大明，范喷子也绝对称得上是鼎鼎大名。

可惜的是，范喷子的牛逼事迹在史书上并不出名，因为洪武年间的御史大夫范从文是范仲淹的第十三世孙，而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则是明末清初大大有名的汉奸卖国贼，所以，范从文喷了朱元章却屁事儿没有，甚至还能得到五次免死条幅的事儿在史书上自然被一笔带过。

再比如说四民制度和商税。

当时大元朝廷眼看着要凉，天下处处烽烟，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最后死的全是老百姓，很多城市直接退化成乡镇，很多乡镇更是干脆退化成了一片废墟荒芜。

比如着名的扬州城，那个在诗人笔下“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扬州，从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直接退化成一个仅剩十八户的破城。

《明史·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按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至今扬州仍有“十八家巷”。

而且北元朝廷在跑路的时候，席卷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不说把中原堂口能当钱用的贵金属席卷一空吧，起码也没给老朱留下什么玩意儿。

更关键的是，北元朝廷虽然跑路了，但是北元朝廷并没有彻底凉透，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所以，当时的朱元章面临的是这样儿一个烂摊子：北边有北元虎视眈眈，随时有可能南下；中原一片废墟荒芜，百姓生计维艰；朝廷手里没钱，无力支撑大规模重建和对北元用兵。

老朱能怎么办？

搞军户制度，一是能为国库省钱，用军队耕种养军队的法子来维持着大明的兵力，二是能利用军队进行囤垦，让大片荒芜的土地得以重新开发。

搞匠户制度的原因也差不多，因为当时北元未灭，其他各路义军或者说反贼也无时无刻想着卷土重来，把匠户都掌握在手里，起码能保证军械方面的供应和封锁。

至于商税……有人说老朱之所以定下三十税一的商税，是为了表明自个儿重农抑商的治国思路，不让商人交太多的商税，是为了让商人感觉自个儿在国家的地位低下，这种言论就是纯纯的扯蛋了。

老朱小时候没读过什么书是真的，开局一个碗也是真的，但是能够从一个破碗起家到定鼎中原，再到自己写了一大堆《御制文集》、《资世通训》、《祖训录》、《大诰武臣》、《御制大诰》《醒贪警要录》等一大堆书籍，就说明老朱绝对不可能是个蠢蛋——既然不是蠢蛋，又为什么会定下三十税一的商税来重农抑商？

老朱难道不知道农民都是穷的叮当响的穷鬼？老朱难道不知道百姓活不下去了就会接着造反？老朱难道不知道从商人的口袋里能掏出更多的钱？

一个当过和尚要过饭的皇帝，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

然而正是因为知道，所以老朱才会把商税定为三十税一，因为当时天下初定，老百姓民心思安但是生产力低下，大明只能指望商人进行财货流通，而想要提高商人的积极性，就只能用降低商税的法子来吸引更多人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