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班长依然不规律的分别和团聚，在这种分别的失落和对团聚的期许中，日子不知不觉过得飞快，转眼我满二十一岁了，毕业几年，我们班的同学很多都和我一样，已经不太习惯叫他班长了，他大名叫苏建军，没人的时候，我会叫他的小名，小铁。建军虽然只比我大一岁，但几年的销售员经历，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成熟老练得多。我们的存款最多的时候接近十万，这在当时是一笔了不起的巨款，为了让存折上那个长长的数字达到某一个心里设想的数字，在建军不在的日子里，我找到了游戏的乐趣，我把钱分成好几份，每次他给我钱，每个月发了工资，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存到一个活期户头上，每满一万，我就转成一张定期的存单，等攒够五张这样的存单，再转成一张五万的定期。有时建军回来，我把那些花花绿绿的存单存折拿出来给他看，我们一起对着那些钱憧憬未来。

“等我们结婚都不要家里的钱，我们自己办！别人有的我们都买上。”

建军在外面跑业务，见多识广，比我还要大胆：“我们再买套房子。。。。。。。”

“你疯了？买房子干什么？厂里又不是不分？”

“分一间！十平方，摆上床，俩人都掉不过腚来。”

“别人不都是这样吗？”

每每这时，建军就会耻笑：“分一间，俩人，等生了孩子，能排上一间半就不错了，仨人还是挤，再往上排，就得等着死人了，你师傅家你不是去过吗？儿子都比他高了，不还是一间半？”

“买房子的话得多少钱？”

“在郊区买个上下两层的小楼用不了十万吧。”

“啊？真的？我们的钱真能买楼了吗？”

“我听别人说的，大体是这个行市。”

我摸着建军的脸，由衷地说：“这些钱基本上都是你挣的，你真的挺有本事。”

“你的工资不也在里面吗？再说，要不是你这么攒着，花了也就没了，哪来这么多钱？你还挺会过日子的，是个好老婆。”建军的头跟随着我的手指转动，张开嘴唇，轻轻咬住我的食指。

每次建军回来都会带着我集中消费，有时他也会从郑州给我带回一些样式很新潮的衣服，但更多的时候是回来我们俩一起逛商场。他给自己花两千多块钱买了个摩托车，带着我，穿梭在大街小巷，很带劲。他的父母都是单位里的电镀工人，属于特殊工种，提早都退休了。老家的爷爷奶奶年龄都大了，他爸妈回老家伺候，还有个姐姐也出嫁了，我平时住女工宿舍，建军回来的时候就住在他家里，身边没人管，我们像孤儿一样自由快乐。

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三百八十块钱，然而每次出门包里的钱少于一千建军就会不高兴，说我：“你留那么多钱干嘛？”

“不能把大钱掰碎了乱花，大钱有大用途！”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像建军的妈。

“又不是不挣了，挣来不就是花的？”

每次我都争不过他，乖乖把钱包装得鼓鼓的跟他出门。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挣钱的，每次回来他都会带一些现金回来，从几百到几千不等，有时我觉得奇怪，就问他，不是从厂里结算提成吗，怎么会从外面带那么多现金回来，他说干销售的都是捎带着也卖别的厂家的产品，要么太单一，跑成一条关系不容易，为什么不能多卖些东西呢？

我隐隐觉得不妥，又觉得建军说的不无道理。建军让我别操那些闲心，我也不懂，索性不再去想。

夏季的大街上，大多数人都还穿着传统的的确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开始穿一种新布料，乔其纱，那是一种轻薄透气垂感十足的新型布料，一改的确良的僵硬，飘飘欲仙的很时髦。一件长袖的乔其纱衬衣要五六十块钱，样式特别一点的更贵，在商场里，建军给我选了一件玫红的衬衣，要我穿上试试，我穿好之后，看着镜子里的效果还行，只是没太穿惯这么艳的颜色，有点别扭。我自己倒是看上同款的一件苹果绿的，清清爽爽的，我又试了一下，也觉得好看。我喜欢苹果绿的，建军说玫红的好看，我犹豫着，建军对边上站着的营业员轻松的说了句：“你开票吧，两件都要。”

营业员意外地愣了一下，紧接着欢天喜地的开票去了。

我低声责怪建军浪费，觉得没必要，建军轻描淡写的：“这点钱。”

建军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境一般，我们所经历过的日子，都是父母那一辈紧衣缩食算计着过的日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痛快过，想吃什么，想穿什么，伸手就买，在父母那一辈里，都是为了必须又必须的，不买不行的。

晚上，在建军家里，在灯下，我抚摸着新买来的一堆衣服鞋子，感慨万分。我告诉建军，十四岁时，看上一件灯芯绒的夹克，十四元九角，怎样在心里好多年忘不了。我问他小时候有没有特别想要又买不起的东西，建军想了想，摇摇头，记不起来了。建军说他小时候不缺钱，那时，他家离得火车站不远，有一家国营的饭店早上卖早饭，他家都是去那里买豆浆油条，后来，建军找他妈说不用他们早起，自己跑步路过火车站顺便把饭捎回来。建军妈妈自然高兴，每天给他钱让他买。建军说他们家的烧水壶能盛一毛钱的豆浆，刚好够他们一家喝，他每次只买八分钱的，和一毛钱的没多大区别，一天攒下两分钱，一个星期就攒一毛多呢！

班长把他床底下的一个小木箱子拖出来，打开让我看，那是满满一箱子小人书。

“都是我自己买的。”

“你那样干，你爸你妈没发现？还有你姐。”

我不可思议。我妈干过八路，我爸干过公安，我要这么干，不出两天就立刻破案。

“当时自己觉得自己很能，现在想想，整天往家里倒腾画书，父母怎么会发现不了，只是不是什么坏事，不去戳穿罢了。”

“怎么不是坏事？起码算是不诚实，要换成我妈，早翻天了。”

“在自己家里，又不是拿别人家的。”

“你还挺有办法的。”

“还有呢，小时候馋，我妈攒那点东西，光准备着家里来客人，藏得狗都找不着，一点办法没有，那时候，我们家还住小院，养了几只鸡，就光偷着煮鸡蛋吃。”

“怎么偷？”

建军得意地笑了：“我要不说，我妈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些鸡蛋上哪儿了。我回家比我爸妈早，进了门，先上鸡窝里摸摸，看鸡下了几个蛋，一般一次也就拿一个，悄悄放在口袋里，我妈给我姐的任务就是每天放了学，把炉子点上，烧一壶水，等她回来做饭用，每次我都抢着去烧水，拿水壶接水的时候，悄悄把鸡蛋放在水壶里，水烧好了，鸡蛋也差不多了。”

“那你怎么往外拿呢？”

“不用拿，直接往暖瓶里灌水就行，壶嘴那么小，又出不来，灌完了，去水管子接水的时候才打开盖，用凉水冲冲，冰一下，正好不烫手，装口袋里，找个没人的地方扒扒吃了，把鸡蛋皮扔出去就完了。”

“那你妈用煮鸡蛋的水做饭脏不脏啊？”

“脏什么，都煮开了，消毒了。”

我很喜欢听建军给我讲他小时候的事，那么的没心没肺自由快活，他说回农村的奶奶家，奶奶见缝插针的在院子里种了几棵向日葵，为了偷吃上面的瓜籽，他等大人都下地干活的时候，搬个椅子站边上，踮着脚，把一颗瓜籽抠下来，用门牙把瓜籽壳咬裂。一舔，瓜籽就出来了，然后再把空的瓜籽壳合上，原位插回去，一个嘴馋的小男孩站在毒辣辣的太阳底下，就这样一颗一颗的操作，脸上晒得出汗也不觉得。

“你家里不打你？”

“不少打，发现了就打，发现不了就不打。打也是白打，打完了馋的时候又忍不住，那时候小孩儿都馋。”

“要是，将来我们有了孩子，你打他们吗？”

建军笑嘻嘻地看着我：“那得看生什么了。”

“为啥？不一样吗？”

“肯定的，男孩不打不行，女孩儿的话，就不能打了，我爸我妈从来不打我姐。”

“我妈，就打。”

“你妈打你？怎么打？”

我不好意思说，拿手在自己脸上比划了一下。

“打耳光？你妈可真行！”

“上次为你给我寄的衣服，非让我还你钱，我不干，就。。。。。。”我轻轻地扇了自己一下：“不过，那是最后一次打我。”

“打你也活该，你那个时候太倔了。”

“现在也倔！”

“你要和我说卫民是你妈让来的，不就没误会了吗？差点你就成了别人老婆。”

我靠在班长肩膀上：“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那年你买那件衣服，真的是自己攒的？”

“骑三轮车给人家送行李挣的，星期天，借辆三轮车去火车站，看人行李多就上去问，我们是学生，外地来的放心，都找我们。那时候我们好几个，我，邓震，王东，还有苗子。大家挣了钱一起分。”

“那衣服可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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